激情文学小说

1

彻底开了一天整宿的火车在北京站停了下来。下了车，不晓得如何出的站，又像显着、又像迷糊地上了一辆接重生的大巴。街上华灯初起，车子在浓稠的夜色中穿城而过。走着走着，房屋少起来，两排浩大的白杨树倏得映入眼帘。再走，街上差未几莫得什么行东谈主，净是婆娑的树影了。“北大到了！”不知是谁猛不丁地喊了一声。车子在离南门稍远方停住不动，人人都往下搬行李。我掐了一下我方，似乎还莫得从梦里醒来。

伪娘 户外

初进燕园的嗅觉是懵懂的。我深深吸连气儿，认为周遭的一切竟有几分迷离惝恍，仿佛也在作念梦。街灯半明半暗自亮着，发出不确实的灰蒙蒙的色泽。一位八五级学兄在前边引路，我糊里胡涂地随着。穿过几幢古旧的灰楼，一拐弯，便看见三十二楼。楼前有一块草地，疏疏落落种了几株柿子树。门洞里黑乎乎的，至于怎么上的四楼，和怎么进的寝室，似乎一点也不难忘。只难忘放下行李的时候，一位同学用山东话问我，你睡俺的上铺，中不？我连忙用湖南话答谈：好咧，好咧！其实，寝室里一共六张床位，已只剩一张空床了。

熟寝了整宿，第二天一早去了三角地的“北新商店”。除了牙刷牙膏该买，还成心多买了一条毛巾，趁机在近邻的成衣铺缝了一个饭兜。我决定和那些高年级同学同样，不管是上课，自习，听讲座，以致看电影，走到那处都拎个饭兜，稀里哗啦叮叮当当，仿佛吹打似的。

四年的北大生活，就在这清脆的叮当声中开动了。

2

三十一楼前边那两排银杏树，冷不丁换上了秋妆。收场一个月的军训，再回到北大来，风中决然有些深秋的寒意。走在阳光斑斓的林荫谈上，踩着满地沙沙的黄叶去教室，有一点点极新，有一点点激昂，有一点点期待。

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以人人必修课居多，除了人人英语外，尚有中国通史、中国改造史、马克想主义形而上学、军情表面等。英语老师何卫圆脸肥身，黑边圆框眼镜架在富有的鼻梁上，衣履整洁，不苟说笑，俨然一位英伦名流。教“中国通史”的岳庆平看上去瘦骨嶙嶙，有一张清癯的脸庞，高高的颧骨和深深下陷的眼窝，一介白面儒冠模样。教 “中国改造史”的陈坡老是精神亢奋，意思意思不菲，满身像装有弹簧，有使不完的能量，在课堂上经久语挟风雷好听陈辞经久对答如流滚滚而下。教“马哲”的林娅五十多岁，又矮又胖又黑，脖子短而粗。“军情表面”老师由国防大学一位英俊的教官充当，上课时伶仃戎装，十分英武。

在我的印象中，咱们汉文系有一大部分人人必修课都是与历史、考古及形而上学系合上，在大道路教室上课。大课的公道在于：一方面便捷逃课，另一方面则幸免让老师感到狼狈。以我所知，人人必修课虽名曰“必修课”，却无数不被学生珍贵，逃课险些是家常便饭。留在教室的同学，则必定利用这段期间作念点什么，体裁专科的学生埋头读演义，汉语专科的学生钻研索绪尔，古典文件专科的学生复习十三经注疏。天然，亦不乏趴在桌子上寝息、为下一堂课逸以待劳的。好在其时北大“解放宽松”的讨厌犹浓，老师大都用意仁厚，一向驯顺“有问必答，去者不留”的原则和精神，泛泛根底不点名，一般只在开动一两堂课时例行公务，为的是领会学生，考勤倒在其次了。

北大学生逃课是有传统的。周作主谈主当年北打开课，临了只剩三个学生。有一次这三个学生也逃课，周先生只好颓但是返。常听东谈主说，逃课是另一种时势的选课。这诚然是可以的。但是，并不成藉此臆想逃课是成为一个勤学生的必要前提。据我所知，高年级同学很少有逃课纪录，因为左证个东谈主志趣选修课程，对所讲课业有浓厚的有趣，必引以为乐，岂有逃课之理。

董桥先生说，东谈主生一辈子有缘碰到两三位值得敬爱的老师，当也无憾了。何其侥幸，我在北大碰见了好多学识和东谈主品都很好的老师，潜移暗化地影响了我对世界和东谈主生的看法。如今二十多年已历程去，追究当年，有那么多我所仰慕的前辈学者为咱们讲课，确是福份。

我在汉文系学的是体裁专科，语言学的课程并未几，只须“古代汉语”和“语法修辞”两门。教“古代汉语”的张联荣先生严谨、崇敬，一点不苟。伶仃整整皆皆的中山装，彻底老派常识分子的装扮。不管多热，风纪扣都扣得严丝合缝，从黑框眼镜背面透出的眼力经久是严肃的。他讲课很密致，也很有耐烦。一个普通汉字，经他逐本溯源，竟生出几多真理真理。他提倡我方的观点，也援引王力先生、杨伯峻先生等前辈学者的论点。听他讲课经久是垂死的，退却任何一点点一点丝分心。相较之下，教“语法修辞”的苏培成先生则要野蛮、洒脱得多。他趣味，也很健谈。他的普通话咬字清晰，跟电影对白同样南腔北调，南边学生听了颇感亲切。他无所不知，对语言学以外的诸多界限均有涉猎。上课往往时稍不谨慎就离题甚远了，所评论的话题除汉文系轶闻遗事外，亦兼及形势热门、世相百态、文娱八卦等等，不胜胪列。不管有趣之事可憎之事，都讲得头头是谈，娓娓而谈。难忘有一趟，他在讲台上一番高睨大谈之后，倏得毅力到课程的内容一点都没讲，于是迅速打开课本准备言反正传，而这时下课铃声响了。

除了“古代汉语”和“语法修辞”，大一上学期还有一门专科必修课“民间体裁”。汉文系有好多很有趣的老师，教“民间体裁”的段宝林先生是其中一位。他脸庞晦暗，中等形体，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戴一副眼镜，左边口袋里经久插一支钢笔，胳背下面夹一个破旧的东谈主造革公文包。他的普通话带很浓的江苏口音，讲课时双手心爱比划，严肃的神情里多了几分无邪俏皮的可人之处。他讲课不急不慌，呢喃软语。讲得最有趣的天然是炼石补天后羿射日，还有梁祝白蛇传孟姜女另楚寒巫，还有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真理真感性”虽然是民间体裁的基本特征之一，加之他又掉了一颗门牙，讲话未免漏风，因此往往惹得全堂讪笑。见同学们笑，他稀里糊涂，不解就里，便停驻来跟人人沿路笑。等笑已矣，再不息上课。这样的情形，实在太欢乐了，用一句歇后语状貌，叫“电线杆上挂邮箱–欢喜（信）”，或者叫“肚脐眼插钥匙–欢乐”，让东谈主禁不住想起巴赫金的“狂欢化表面”。不外，同学们印象最深的照旧他那辆破烂不胜的自行车，看上去似乎颇有些年初了，锈迹斑斑自不必说，还缺胳背少腿。到了三教，顺手往墙边一扔，也不上锁。说来奇怪，他骑着上了一个学期的课，竟然莫得被偷！

“体裁作品赏析”是大一放学期的必修课，由几位老师分辨西宾。说来忸合手，具体有哪几位老师，什么作品，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确切了，惟独对袁行霈先生的课于今仍水流花落。当年的袁先生白首皤然，风神潇散，颇有几分魏晋风范。那是一份从执行里透出的儒雅。讲台上一站，便把同学们给镇住了。“体裁作品赏析”课只上一个学期，算起来，他统统给咱们上课，也就八次，赏析了四首作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姜夔的《暗香》、《疏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每讲明一首诗，必先以极富磁性的嗓音吟诵一遍，声情并茂，朗朗上口，令东谈主心神为之一爽，有如沐春风之感。听他的课，确然是一件赏心乐事。他有一手好板书，一律竖行右起，威望格外洒脱，所谓“飘若浮云，身强力壮”是也。一堂课下来，黑板上即是一篇优秀的书道作品。对同学们而言，在听觉以外天然又多了一份视觉享受。临了一节课，他讲完《过洞庭》之后意思意思大好，用张孝祥和杜甫的诗句集成一联：“内外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吟毕，顺遂提起粉笔疾书于黑板上。私心以为，此联足见先生通脱、澄明之胸宇，想必也谅解了他对同学的某种渴望。二十几年了，我于今仍难忘他在黑板上笔走龙蛇的背影。

孙玉石先生其时是系主任，专治现代体裁，以“《野草》磋议”著明学界。我浑沌难忘他也给咱们上过“体裁作品赏析”课激情文学小说，西宾现代散文、诗歌。他个子不高，双目有神，不苟说笑，乍看严肃得要命。期间长了，才发觉并莫得咱们联想的那么严厉。他上课讲究，严谨，不着一句妄言，因而最为真材实料。大四上学期，因对“九叶诗派”有些有趣，我又选修了他的“现代主义诗歌门户”，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体裁作品赏析”讲到半途，他倏得接到见告去日本公干，便请他的导师王瑶先生代上了两节课。

很久以前听高年级同学谈起过王瑶先生，曾师从朱自清、闻一多，彻底的传奇东谈主物。我入北大时，老先生年纪已高，很少给本科生上课，是以对他的印象仅止于那本《中国新体裁史稿》。许是亲炙巨匠的激昂，那天同学们都早早危坐在教室里。我赶巧坐在靠窗的座位，忽见一老者骑着自行车奔驰而来，在一教门前稳安安妥地停住。几分钟后，同学们便看见王瑶先生叼着烟斗，气定神闲地步入教室。他朝台下稍许扫一眼，神采清淡，险些莫得任何开场白，便立即切入正题。那天讲的是《野草》中的“过客”的形象，没带讲稿，也一点板书，天马行空，说到哪儿算哪儿。其时老先生形体尚十分硬朗，谈古说今的，站着上已矣两节课，想不到两年之后就倏得听到他在世的音书，令东谈主唏嘘不已。

“中国古代体裁史”是必修课，从大二开动，一共上了四学期，讲课老师也有四位，真算得一门彻头彻尾的“重头课”了。四位讲课老师左证各东谈主的学术专长，每东谈主西宾一学期。吕乃岩先生讲先秦两汉，葛晓音老师讲魏晋南北朝，周先慎先生讲唐宋，沈天助先生讲元明清。据我不雅察，大凡治体裁史者，浸淫原典史料愈久，愈易教授某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许是受磋议对象影响所致，四东谈主不但秉性互异，真理真理亦不同。吕乃岩朴质像古诗十九首，葛晓音东谈主淡如菊像陶诗，周先慎讲究像宋词，沈天助拓落不羁像明清话本。梦预见之前听过袁行霈先生的课，之后，在相近毕业时曾以同乡后进的身份赶赴陈贻焮先生位于朗润园的府中请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富有的面孔，浑朴而温厚。二位先生都以治中国古典诗歌而著明，治学的要点天然不太同样，禀性气质亦大异其趣，借用“清新俊逸”状貌袁先生，“沉郁抑扬”状貌陈先生，庶几近之。王尔德有一句名言：“生活师法艺术”，这话虽然是跟亚里士多德唱反调，确有至理。

黄子平先生以体裁品评著称，西宾“中国现代体裁史”。他那时正和钱理群、陈平原沿路，提倡“二十世纪中国体裁”认识，有燕园“三剑客”之称。第一次在三教上他的课，最让我诧异的是他的形貌跟相声演员马季很像，连笑起来一脸慈祥的神气都像。他讲课寂静，不动声色，却也不失时智、幽默。他在课堂上留住了好多流传甚广的名言，如“深刻的单方面”、“创新的狗追得咱们连撒尿的功夫也莫得”等等，话虽浅白，含意长远，让东谈主忍俊不禁以致哈哈大笑。如今追究起来，仍觉有趣。确实，单是这种品尝，亦然一种珍稀的享受。他的检修方式也很超过，学期终了，该期末检修了，他出了一个大题目，让同学们把学习现代体裁史的心得写下来。人人嗅觉十分极新，答得格外崇敬、干预，以致认为两小时的检修期间仍不敷用。北大提倡自主、自强，并不敬重检修，但超过预防学生有无寂寥观点。其后，在大二阿谁无比漫长的暑假之后，忽然听到他远走好意思国的音书，禁不住心中涌起一点怅惋之感。

北大四年，除了中国体裁史，咱们还学了俄苏体裁史、欧洲体裁史。在大三上学期，先上“俄苏体裁”。教咱们的老师叫岳凤麟，是驰名翻译家、俄苏体裁巨匠。伶仃深褐色列宁安设一条灰领巾，派头非凡。因之前读过他译的叶赛宁，上他的课有一种超过的亲切感。想是磋议马雅可夫斯基的起因，他讲课气足神定，声震屋瓦，实在也很符合朗读那些节律掷地有声的“道路诗”。翌年，大三放学期，又接着上“欧洲体裁”。老师的名字不难忘了，据我的同学李广利回忆，好像姓陈，待考。他富态，超逸，头发梳得一点不乱，穿一件淡色条纹衬衫，笔挺的西装照东谈主的皮鞋，光鲜、根究极了。他的口才好得不得了，那些希腊神话由他讲起来犹如将心比心。对于这一点，李广利同学补充了一段史实：“有一天他讲宙斯何等好色，只听他嘴里说着‘宙斯一下子扑往日’，他我方也像是在上演宙斯似的，两眼欲火熊熊，‘一下子’就扑到了第一行的女生跟前，顿时激起一片羞答答的幸福的惊呼。”惜乎我其时少不更事，弄不解白荷马史诗、《神曲》、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拜伦、托尔斯泰有甚么稀疏，在读了陈琨的《西方现代派体裁磋议》、袁可嘉的《番邦现代派作品选》之后，一头扎进卡夫卡、普鲁斯特、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罗伯·格里耶、昆德拉，逢东谈主大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十九世纪之前的西方体裁终究不甚清晰，于今引为憾事。

张少康先生一片古正人之风，儒雅敦厚，主讲“中国体裁表面品评史”。这是一门必修课。他学问好，课也讲得有真理真理。不读讲稿，却娓娓谈来，潇洒自若，有一种纵横捭阖、汪洋自恣的崇高。不管叙述“诗言志”，探究“大音希声”、“舒适忘言”，纵论《文心雕龙》、《诗品》，均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处处见出中国古典好意思学的深厚根底，听来兴味无尽，借用钟嵘的一句话：“使东谈主味之衅衅不倦”。他的板书跟袁行霈先生很像，从来都竖写，况且也像袁先生那样骨韵俱胜，洒脱得令东谈主绝倒。说来有些缺憾，早年焦躁浅显，只知追赶清雅表面，真贵“学术明星”，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反倒看轻将强了。其时只谈是寻常，失去了才懂得珍贵，这是后话了。

预防日常仪容，在我见过的汉文系老师当中，曹文轩先生号称第一位。西装领带袖扣根究得不得了，皮鞋亮得可以鉴东谈主，讲台上一站，自有一种玉树临风之致。我在大一旁听过他的“中国八十年代体裁喜悦磋议”，除本系同学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蹭课”，大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有一泰半是女同学。确实，精良的谈吐，俊逸的外貌，身兼作者和学者两种身份，被繁密女同学当偶像真贵，一点都不足为奇。他的本职是现代体裁，却在大三上学期开了一门名为“想维论–对体裁的形而上学解释”的选修课。顾名想义，内容就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琢磨艺术想维。原以为选这门课的女同学应当少之又少，实则大谬否则。难忘上课是在文史楼一层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东谈主的大教室。令东谈主惊诧的是，教室中，前三排全是清一色的女同学。他腹笥充盈，学识丰赡，竟然将“嗅觉”、“语言”、“想维”这些深奥的形而上学命题讲得有声有色，令同学们腐朽入迷不肯下课。

在汉文系，张颐武先生是以前卫品评家的姿态出现的，不外那时候不像当今这样引东谈主在意，“张后主”的混名也还莫得叫开。他硕士毕业不久，仍住在校外。有一段期间，我往往看见他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背一个与壮硕形体甚般配的大包，风急火燎地赶往五院或一教。他的著作我在藏书楼四层的期刊有瞻念看室读过不少，嗅觉精好意思极了。其后，在大三上学期，他忽然开了一门十分极新的课程：“现代实验体裁”。同学们都很好奇，是以选修的东谈主不少。他学问淹博，口才出众，成天将后现代、后殖民挂在嘴上。话匣子如故打开，便滚滚汩汩，一泻沉，从拉康福柯德里达巴特讲起，讲到马原、洪峰、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孙甘雨、北村，欢喜失神到了旁若无东谈主之意境，如若不是下课铃响，端的欲罢而不成了。一晃二十多年了，那一幕，于今仍绝难一见如在目前。大学一年级，他给咱们当过一段期间的班主任，每星期必挎着那只硕大的玄色双肩包上男生寝室挨个巡查一番。进家世一句话即是：“没出事吧？”同学们垂手恭立，以为要训话，谁知他并不落座，急遽告辞，临外出前不忘嘱咐一句：“千万别出事！”没过多久，班主任倏得换成了商金林先生，想必是咱们缺课酗酒宣战，他被系里问责了。

王岳川先生专攻文艺表面，古代现代中土番邦涉猎广大，对后现代主义磋议尤深。受“好意思学热”流风余韵触及，我一度偏疼文艺表面，不外那时候可供选修的课程委实未几。我在大三放学期选过他的“现代西方形而上学诗学”。翌年，在大四放学期，又选修了他的“文艺好意思学”。他脸上经久挂着牌号式的含笑，伶仃缓和，伶仃尔雅，彻底的谦谦正人。他讲课很干预，最为别有寰宇，教室里常常满座，人人听得意思意思盎然，毫不会有东谈主跑神或交头接耳。他亦然我本科毕业论文的率领老师。其时的汉文系，大四放学期开学后，就得准备毕业论文题目，况且请一位老师率领。大要是在寒假事后开春的时候，他邀请几位同学到北太平庄的府中餐叙，顺带磋议论文。他亲手作念了一大桌菜肴，咱们怡然就席，大快朵颐。餐毕，趁酒醉饭饱之际，人人围成一圈，名山大川相谈甚欢。那天，咱们才知谈他是个多材多艺的东谈主，拉二胡，弹钢琴，都很擅长，还写得一手好书道。

选修温儒敏先生的“京派演义磋议”之前，我在相比体裁所举办的一个暑期讲习班上，先听过他的几次课，内容早忘了，却从此记取了他风神疏朗、白白胖胖的模样。他上课时嘴角时常绽出一点含笑，和蔼而又严肃，冷静而又暄和。他讲课条分缕析，有模有样，又不失灵动、宽敞，听来决不败兴干涩。他心爱伸出一个指头在空中比划，这险些成了一个牌号行为。其后，在大四上学期，又选修了他的“现代体裁品评史”。他和钱理群及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体裁三十年》，我粗粗翻了一过，坦率地说，印象不深。那时候幼年浅显，盲目崇洋，满脑子都是解释学、标志学、结构主义。相较之下，对中国现代体裁若干有些漠视，连必修课“中国现代体裁史”亦然敷混沌衍学了一年，老师开列的书目一共没读几本。虽说读了两学期，对京派演义和现代体裁品评的了解只是止于外相，想起来实在汗颜。

戴锦华老师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连穿戴打扮也偏硬朗，马尾辫，黑西装，米黄色风衣，予东谈主印象格外干练利落。难忘她的本职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到北大相比体裁磋议所兼课，主讲“电影表面与体裁”。她讲课极其书面语化，心爱应用复杂的长句、艰深的术语、晦涩的隐喻和象征。她对其时流行的各式表面和学术话语无不熟稔于心，张口钳口不离标志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毅力形态品评，听来如坠云里雾中。以我所知，除了张颐武，汉文系八成无东谈主能出其右。天然，谈的最多的照旧她的“镜像”表面、蒙太奇和长镜头。她想维敏捷，语速迅疾得如同机关枪，极具创见的不雅点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喷涌而出，精确，强烈，咄咄逼东谈主。上她的课不必牵挂打打盹儿，因为多半期间放映番邦原版电影。同学们在台下意思意思勃勃地不雅摩，她在台上一边来去漫步一边连绵链接地进行“文分内析”，情形颇为有趣。天然，这也有一个坏处，老是不成进入剧情，而无法自由抚玩。不知这是不是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后果”。课间休息时，她照例点上一支MORE，向空中吐出一个烟圈，优雅得无以复加，说句其后的清雅话，简直“酷毙了”。

陈平原先生是王瑶的入室弟子，行动辞吐颇有些民国“范儿”，想必是专研现代体裁，常年濡染线装学问，熏过导师的烟斗所致。他学识肥沃隧谈，兼顾学术磋议和杂文创作，擅写北大轶事，识见与文笔俱佳。大四上学期，他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中国演义类型磋议”，罗列了豪杰传奇、历史演义、神魔演义、风月传奇、公案演义，等等，天然，述及最多的照旧武侠演义。他讲课粗心，仁和，疾缓摈弃，老是在不经意间流暴露一种传统士医生真理真理。他最常说的表面禅是“列位”，每隔三五句便要冒出，听来甚多情面味，常常教东谈主梦预见古代的书院。照我看，他对章太炎的开堂讲学，一省全神关注。毕业后读到他的大作《千古文东谈主侠客梦》，每有会心处，有如踏进教室之中，再度凝听他讲课，令东谈主恍然有时光倒流之感。这随机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后果。

当年北大允许跨系选课。大三放学期，我选修了形而上学系开设的“萨特形而上学诗学”。选这门课的东谈主很少，多为形而上学系学生，只须我一东谈主是汉文系的。我不知谈老师尊姓大名，只难忘他穿一件旧的灰色中山装，有敦厚的面庞与略显低沉的嗓音。他从《存在与虚无》讲起，光是解释“自由的存在”和“利己的存在”，就用了好几堂课的功夫，进程甚缓。为了匡助同学们了解认识起源，便写板书，各式东谈主名和术语，法国东谈主用法文，英国东谈主用英文，德国东谈主用德文，应该也有古希腊文、拉丁文。我对这些拼音笔墨一无所知，听起来天然像天书同样难得。不外既已选修，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当今追究起这门课，还心过剩悸，好在临了照旧稀里胡涂通过了检修，拿到了宝贵的学分，也算有惊无险。次年，我又跑到形而上学系旁听陈嘉映讲海德格尔。不外此次吸取了上回的教育，莫得慎重选课。我若即若离听了两节课，果然稀里糊涂，不知所云，便迅速如鸟兽散了。

3

甫一入校，一位高我一届的学兄以过来东谈主的身份一册正经地领导我：“在北大，你不必上什么课，光听讲座就够了。”予生也晚，入北大时，八十年代快要尾声。不外，我以为，对中国常识界而言，那是一段如歌如诗如火如荼、经久值得牵挂的经典好意思好岁月。我恭逢其盛，天然是运道的，不外这种运道，多年后我才明白。

北大的讲座是很可惊奇的。有很长一段期间，我每天在学三食堂用餐完毕–凡俗是一份五毛钱的辣白菜，外加三只馒头或六两米饭–嘴都来不足抹，拎起油渍斑斓的饭兜就直奔三角地而去。阿谁时候，互联网尚未栽培，不清楚电子邮件、聊天室、BBS为何物，遑论Q群、微博，三角地成了名副其实的“信息中心”。我穿梭于摩肩擦踵的东谈主群，在告示栏寻觅感有趣的讲座或学术答复，趁机浏览各色招贴、海报，不亦快哉！但是，这种情形延续了也就两年期间。八十年代临了一个夏天，仿佛整宿之间，三角地骤然稀有，东谈主影熙攘的场景隐没了，偌大的告示栏离题太远，但凡有碍不雅瞻的招贴都被断根殆尽，只剩一些电影海报、舞会见告、遗失启示、TOEFL告白，在亮得刺办法阳光下招展，乍看冷寂得要命。那以后的长长一段时日，每忆及昔日盛况，常不免有恍若恍如隔世！

依我的资格，听讲座，实在是一件精神欢喜、形体劳累的事情。原因无它，名师人人的讲座都需要提前占座，赶上极引导东谈主的，吃饭都嫌来不足，抓了两只馒头就往大道路教室跑。当讲座开动后，必得摆出一副刻木为鹄的尊容姿态，扯长了脖子倾耳细听，或许漏掉任何一个字、一句话。有座天然太好了，占不到座位才叫悲剧。一堂讲座，至少也要三四个钟头，两条腿如何消受得了。碰到一晚上几场讲座“撞车”，只恨我方分身乏术，又不舍得割爱，在二教和文史楼之间赶场“追星”，果真苦不可言。不外话说记忆，亲炙巨匠毕竟是一种相等欢喜的资格，超过有忘却筋骨疲顿之效，即便站着听到临了也甘之如饴，苦自管苦，“乐亦在其中矣”。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好叫座的是钱理群先生， 东谈主气指数毫不输于“超女”、“跑男”。细想起来委实是一件缺憾之事，钱理群在汉文系任教，咱们这一届同学却莫得契机上他的课。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慕名去听他讲鲁迅，题目是“叛逆灰心”。讲座在一间大道路教室，照例是东谈主满为患，连窗台上都站着东谈主。几名同学在前边替他“开谈”，东冲西撞，临了总算挤上了讲台。那时，他才五十露面，却已过早秃头，矮矮实实，穿一件极普通的夹克，尽是皱纹，好像遥远莫得熨过，浑朴得像一个老校工。说实在话，这第一个印象，跟他那响亮的名头相去甚远，借用一句其时的流行术语，远超出了本东谈主的“期待视线”。但是，待到讲座开动，他的上演资质坐窝获得了极致的进展。那果真一场全身心干预、悠闲淋漓的演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冬天的，往往掏开头帕擦抹如火如荼的脑门，一边擦汗一边憨厚地咧着嘴含笑，脸上带些歉意。台下的同学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声静气，鸦默鹊静，连他擦汗的行为也显舒适义深长。于今我犹难忘他在讲台上那种几近顽童似的神采。

在想潮迭涌的八十年代，李泽厚和刘再复是名震远近的发蒙导师，一部《好意思的历程》，一部《性格组合论》，在大学校园一时风靡，东谈主东谈主目擩耳染。连一个数学系学生的床头，也都摆放一册，以炫夸我方嗜好好意思学和体裁。两位巨匠的讲座在学生中很受接待，不但北大学生从不缺席，外校的同学也赶来旁听，连最大的道路教室都装不下慕名而至的学生。我也曾听李泽厚先生讲过“发蒙与救一火”，听刘再复先生讲过“性格组合论”。我浑沌难忘李泽厚先生的讲座好像是在二教，听的东谈主多得特地，偌大的教室里挤得水泄欠亨，迟到的同学找不到座位，便在水泥台阶上起步当车。那天他穿了一件灰蓝色夹克，头发蓬乱，总有那么几绺桀敖不驯地垂下来，以至遮住了右眼，他不厌其烦地捋上去，但立时又掉下来，如斯反复。他甫一上台即开宗明义：本东谈主当天不是来演讲的。他立时解释说，他不心爱高踞讲坛，嗅觉就像一只供东谈主不雅赏的山公。相形之下，他更乐意和同学们坐在沿路赤身露体地闲话。出东谈主意象的开场白激勉了一阵扰攘，准备商榷以致诘难的同学一下子亢奋起来了，纷纷埋头疾书，发问的纸条很快如雪片般飞上讲台。他柔声慢语，惜墨如金，如检修答题般逐个作答，讨厌既严肃又热烈。讲座收场后，李泽厚走出教室，背面跟一大群余兴未了的学生，一边走路一边磋议。外传有几个学生一直追问到海淀。

甘阳和金不雅涛，一个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一个是“走向翌日”丛书主编，都是开习尚之先的领军东谈主物。甘阳翻译了卡西尔的《东谈主论》，出书之后一纸风行，于是“东谈主是标志的动物”之说不胫而走。他的讲座天然风靡得不得了，缘起一出，无不驱驰相告，如响斯应。他个子不高，清癯，鼻梁上架着一副遮住了半边脸的金边眼镜。印象最深的是镜片背面透出的眼力，艰深而强烈。知谈金不雅涛则与现代体裁课联系。黄子平在先容七十年代体裁时，对他和太太以“靳凡”为一名发表的书信体演义《公开的情书》评价甚高。其后对他提倡的“要领论”发生了浓厚的有趣，看见海报栏上有他的讲座，难逢的契机怎能放过。那天讲座的现象决然朦拢，只浑沌难忘他戴一副眼镜，冷峻清癯。讲座主题是“中国社会的超矫健结构”，讲了些什么早就忘了，唯独能想起来的是“超矫健结构”和“系统论”、“戒指论”、“信息论”等几个术语。

我上北大时，“五四体裁社”每年都举办“未名诗歌节”，是诗歌发热友们一年一度的节日。首次见到慕名已久的谢冕先生，是在诗歌节的一场朗读会上。这样多年了，最让我铭记的莫过于他身上浓烈的诗东谈主气质。那天他穿一件白衬衫，挽着袖口，显得格外精神。他对体裁抱有异乎寻常的信念，只须谈到诗歌，老是飞腾好听。他声息洪亮，略带闽南腔的普通话穿透力很强。他爱笑，笑声很清楚、很晴明，单纯率真得如合并个孩子。他的演讲辞险些都是诗的语言，却又不乏智性的闪光，总有那么几句话让东谈主品尝不已。学者的贤明和诗东谈主的状貌在一个东谈主身上并济、和会，确实奇妙。有一刻我以致想，假如艰难了谢冕，北大的太空是否仍旧如斯迷东谈主和丰富。

陈饱读应先生是形而上学系的客座教授，磋议老庄形而上学有深厚的功力。他著有《庄子今注今译》一书，于今我都保存着。外传他亦然于丹的偶像。我久仰其名，他的讲座敬佩不会错过。我难忘他那天讲庄子，大教室里济济一堂，黑压压的都是东谈主头。讲座快开动时，忽然听到有东谈主说：“陈老师来了！”只见戴一副金边眼镜、穿一袭长衫的陈先生轮番稳健地登上讲台。他讲话的声息低沉，徐缓，一片缓和儒雅的名士风范。演讲时不必讲稿，只带了几张卡片，但是想路清晰，且旁求博考，往往大段大段地背诵《庄子》原文，真实令东谈主叹赏！他的经历也蛮有真理，他本来是台大形而上学系副教授，因赈济学生怒放，遭校方解聘，其时还被台湾当局拒却入境。流光似水，转瞬就往日二十多年了。

在三角地西侧，相比围聚市场那边，有一丬书店，名曰“社科书店”，那是我心爱去的地点，我的藏书有一泰半购自那里。店面不大，但满目琳琅，往往给我无意的惊喜。有一段期间，我天天都去逛一两个小时，粗率翻翻不费钱的书，顺带了解最新的名次榜。我发现一个有趣喜悦，名次榜和讲座之间呈现某种“同构关系”，不知是名次榜主导了讲座，照旧讲座影响了名次榜。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诊治点上》迷惑数周蝉联榜首，在学三食堂的饭桌上，每个同学都在评论“天主死了”，没多久周国平就被请来作念了一场对于尼采的讲座。有史籍作念“预热”，讲座焉得不动荡。事后不久，他又来北大签名售书。在我看来，这也算是一种“品牌蔓延”。那时候各式想潮簇拥而起，热门切换亦颇为迅速，各领风流三五天。过不了几天，我又接二连三地听过陈嘉映讲海德格尔，陈宣良讲萨特，杜小真讲加缪。

我听过的唯独一次不必提前占座的讲座，是在塞万提斯铜像所在的勺园草坪，主讲东谈主是一个口眼喎斜的干巴老翁，人人都称他为“老包”。我显着地难忘，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的下昼，草坪上坐满了东谈主，你挨着我，我挤着你，老包险些“无一隅之地”。在塞万提斯铜像的烘托下，他本来清癯的身子显得愈加矮小。他语速极快，一口安徽腔的普通话因窘况而略显嘶哑。每讲到舒适激昂时，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会倏得放光，满脸皱纹也随之舒张开来，手势凌厉而果决。世事如梦，尔后曾有几次行经勺园草坪，在此一时好多年之后，一些陈年旧事遂又一幕一幕浮现目下，不禁万分感叹。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在扶植他？为什么如斯孱羸的身躯竟能迸发沛然莫之能御的状貌？此次讲座留给我的印象，在他死去多年以后，于今仍极新如初。

在北大四年间，曾有过一次令我终生铭记的“偷听”的经历。临毕业前那年暑假，中国文化书院和汉文系相比体裁磋议所荟萃举办了一期“中外文化相比”暑期讲习班，学员来自寰宇各地，以各大高校的教师居多。我冠冕堂皇混迹其中，抬头挺胸，略无愧色，竟然莫得受到任何“盘查”。讲课老师以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为主，有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杨周翰先生、庞朴先生、李泽厚先生，等等，皆为一时之选。他们贤明而有味的辞吐，令东谈主百闻不餍。我于今仍难忘季羡林先生西宾“中印文化关系”的现象。他身着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足蹬一对黑面圆头布鞋，高高瘦瘦清癯得不得了，满身透着久违的古风。他上课时腰板笔挺，神情格外慎重，行动格外详情。每讲完一堂课，都亲手把黑板擦抹干净，然后就坐在一张靠门的座位，一边休息一边跟同学们聊天。他聊中西文化，聊北大轶事，聊他的留德趣事，有说有笑欢乐得很。他说，他已经垂垂老矣，还不准备死，但愿活过一百零八岁。他引了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诗：“岂止于米，相期以茶。”接着详备解释米即指“米寿”，茶即指“茶寿”。他说，他不想清清浅浅过养老日子，准备磋议“糖史”， 还贪图撰写一册回忆录。他半开打趣对同学们说，在北大老教授列队去八宝山的队伍中，他不算第一，也不算临了，但坚决不不加塞。一番话让同学们笑弯了腰，他在大笑声中接着讲下一堂课。这的确是我大学糊口中最奇妙的一段经历。除了几位老先生以外，其时在深圳大学责任、才名藉甚的刘小枫，北大西语系的王宁也给讲习班上课。其时中国文化书院和相比体裁所分辨由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老师执掌，这对“学术伉俪”除了切身上课，还相持旁听每一堂课。难忘有一趟，刘小枫在台上讲“中西文化精神相比”，白首侵鬓的乐老师坐在第一行听课，况且很崇敬地记条记，往往颔首含笑，局势甚是动东谈主。好多年后追究起来，有契机聆教这样多学贯古今中外的前辈学者，实乃东谈主生可遇不可求的造化。

4

一教傍边的几株丁香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几多芳华踪影湮没其间。时光荏苒何其匆遽，一季又一季，直到有一天忽地一惊，四年的北大生活就这样收场了。

厚情最是未名湖。关乎燕园的琐碎旧事顾虑，带给我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谊，不知是留念照旧伤感。也许，对于我而言，不只是告别一座校园，告别一世中最好意思好的一段时光，更是告别一个已经谢幕的时间。

一批东谈主走了，一批东谈主又来了。如若把离开北大譬作另一场远行–确实如斯，前边经久是目生的景色、莫测的遭际–那么，因为有了北大，在踏上漫长的注定会给我欢乐、也给我忧伤的旅程时，才不致迷惘和进退维亟。一直以为北大是一谈一成不变的景色、经久的心灵原乡，多年以后，从岁月深处顿然回望，它照旧原先的式样：湖光塔影依旧迷东谈主，我敬仰的前辈不会老去，三十二楼和四十三楼不会铲除，南墙不会推倒。

但是，北大终究照旧要改变的，不是吗？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 。曾几何时，校园里盖起了好多往日莫得见过的大楼，好多往日见过的巨匠却一个个凋零了！我也曾老成并引为清高的东西正在隐没。世异时移，北大早已不维持识的北大。我的失意和惆怅是显而易见的。我试图在回忆中拼接、收复“往日好时光”，因为我知谈，失去了的一切，只属于阿谁状貌年代，和当年那些怀有渴望和暄和的东谈主们，而阿谁年代，已经经久成为往日，成为一个浑沌的旧梦、一段鸡犬相闻的回响。

而我激情文学小说，仍沉静地将顾虑留在上个世纪，留在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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